第一次是在香港。

　晚宴时被鱼刺击中。本来侥幸地希望鱼会放过我，可是辗转反侧到半夜，疼痛加剧，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法国医院。我本以为是个简单的门诊手术，可医生搞得非常“隆重”。首先，要签一份洋洋万言的手术协议。我只记得有两个重点，一是手术费用，一千多元；二是写明要“remove the fish born”(拔鱼刺)，而且特别注明“with or without”有没有有鱼刺都要照收费。因为，即使鱼刺已经不在了，留下的创伤还会疼，患者可能误解鱼刺尚存。。。这种城下之盟哪能不签？我当时想只要能给我拔了鱼刺，别说给钱了，跳脱衣舞也可以考虑。

　手术是在一个类似女人生孩子的床上进行的，只不过我的头是被弯下去的，这样医生可以容易看到喉咙。无影灯、麻醉药、各式“刑具”，还有护士在傍协助，让我感到的这事儿大了。还没容我多想，医生已经将鱼刺夹了出来。这个折腾了我一晚上的Fish Born（鱼骨），原来是一根10毫米长、透明的骨头。医生得意地说，他的战利品是根很坚硬的骨头。

　第二次就是昨晚。

　也是“晚宴时被鱼刺击中”，还是“侥幸地希望鱼会放过我，可是辗转反侧到半夜，疼痛加剧”，最后冒着大暴雨、冰雹去了中日医院。几经辗转才找到耳鼻喉科。但是见不到医生，只有个睡觉的保安。万般无奈，只好扯着疼痛的嗓子嚷：“ 有人看病吗？”

　“怎么这么晚还来？”睡觉的保安没好气地站了起来，这时才发现，那是个披着保安大衣的小医生。

　治疗室里一片狼藉，到处是张牙舞爪的仪器。简单的检查后，开始了粗暴的手术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和小医生就像是在摔跤一样，彼此都越战越勇，可鱼刺就是拔不出来。令人沮丧地是，小医生还不断埋怨我舌头不配合。我绝望了。大叫一声：“停！”于是开始和小医生谈判。首先，我要求打麻药。我明确地告诉他，我是个天生敏感的人，对各种感受都敏感，艺术家都这样。如果不打麻药，休想从我身上取走任何东西，哪怕是根鱼刺。除非，你把我打昏。再有，我只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不行的话我就去同仁医院。这时候，小医生似乎现在才醒过来。尤其是听说我要转院，自尊心受到了刺激，同意全面接受我的手术方案。

　医生需要刺激，病人需要麻醉。手术才得以顺利的完成。奇怪的是，这次取出来的东西，还是一根"10毫米长、透明的骨头"。医生还是“得意地说，他的战利品是根很坚硬的骨头”。

在北京看病没有香港舒服,觉得过于简陋,没那么隆重。可是费用只有25元人民币，比香港便宜了40倍。下次还是选择在北京看病吗？不！下次不吃鱼了。